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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中国定位

    郭素萍,刘明 | 中国网主任编辑,新华社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

    发布日期:2018-11-12

    如果你是负责任的思想家, 你可以由此思考,为什么说中美两国有责任,也有可能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将人类社会导向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未来。

    在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走向冲突还是推动合作?

    从历史上看,大国崛起似乎必然导致冲突。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较好的例证。正是根据这种历史的惯性,中国的和平发展被美国右翼势力视为当然的“威胁”。中国反复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 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

    理解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逻辑,我们才有可能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展开更具建设性的思考。

    一 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国”

    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就是世界霸权。用美国的话说,就是要实现和维护美国在全球“有力而可靠的领导地位”。对于这个不少中国人还认为有些言过其实的事实,美国一些保守的政治家反倒更为坦然。他们甚至主张,美国不如干脆承认自己是一个帝国,其原因在于反正自战后以来“美国便在全世界承担庞大的责任义务”。

    1990年9月,布什总统在联合国针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发表的一篇演讲中提出了“世界新秩序” 的概念。美国在这场堪称“后冷战时代第一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并以此“终于治愈了越南战争的创伤”。此后“美国全球责任范围又在扩张”。一些学者因而发问:美国是否真的会演变成类似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那样的一个“帝国”?

    答案既“是”,也“不是”。因为,美国的确在追求全球性霸权,但它又不同于传统的帝国。

    这种不同点的核心在于,今天的美国不但有强制别人服从的“硬力量”,而且自认为有影响、引导别人服从的“软力量”;美国不仅要征服别国的土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试图用美国式的文化、制度来改造整个世界——“美国是一个发现自己负有把全球都变成和美国空间完全一样的使命的国家”。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世界上其他国家如果都变得像美国那样的话,也就变得美好了。

    当然, 美国崇尚武力,在历史上发动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争, 但是,在美国人看来,美国进行战争,也是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或者说给各国提供都能受益的秩序,所以美国人将自己的“帝国”称作“仁慈的帝国”,将自己追求的霸权定义为“良性的霸权”,将自己的文明定性为奈保尔所说的“普世文明”,将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看作西方文化被广泛接受的过程。

    美国这种用美国式的文化、制度一统天下的心态有别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倒是十分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

    二 美国试图如何打通“治国” 与“平天下”

    当然,“天下”理念的“祖师爷”毕竟是中国。

    传统上中国对周边的影响力大多不是来自武力的征服,而是来自文化的教化,即使“化外”之人最终接受中华文明的“教化”。“中华文化”更多的是指一种统一的“先进文化”。传统上,中国千百年来当然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事实上,中国也长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从仰慕“先进生产力”到接受“先进文化”从而在政治上服从,是中国作为国家不断扩大以及“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文明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基本模式。在数以千年计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不是地域性质的、民族或种族性质的,而是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情感审美模式。

    如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西方人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10亿左右的欧洲人和美洲人分别生活在50多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中; 而10亿多中国人则生活在一个国家中”——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那么多的民族、种族,并存在那么多的宗教或准宗教信仰,在历史上还经历了那么多次分分合合。

    所以,卢西恩·派伊曾评论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国家的文明”。连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也承认,“帝国精神似乎不是中国历史或政策的核心”。

    但自清朝末年以来,中国即已丧失这种文化上的自信,开始向“保存族萃”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转化。康有为在1895年甲午战争后的《上清帝书》中说,“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攻守易势十分明显。甚至一度有日本人自称日本为“中华”,在他们眼里,日本似乎已经取代中国成为“先进文化” 的代表。此外,朝鲜、越南在历史上中原衰微之际都出现过自称“中华”的情况。

    另外,在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美国式的“文攻武卫”反倒使美国式的新帝国主义兼有了传统帝国主义和中国式“天下”理念的双重特征。

    美国人认为,早自1913年威尔逊就任美国总统始,美国对外政策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理想主义的时代,因为威尔逊据称“提倡一种超越美国自我利益、谋求人类善意的外交”。此后,尽管不同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各有其特点,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和实践,理想主义线索始终延续。

    在20世纪90年代初布什政府提出的冷战后“世界新秩序” 构想中,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基本利益与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治经济自由、人权与民主制度盛行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美国的理想“不但能生存,而且还能开花结果”。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人对“民主制度”一统天下的未来同样十分乐观,甚至认为因意识形态而引发人类争斗的历史行将“终结”。由此出发,克林顿政府提出“把市场制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推广到全世界”的所谓“扩展战略”。1994年发表的《参与与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维护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作为出发点,并认为“安全、经济和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三个支柱。其中,“促进美国在全世界利益的最佳途径是扩大全世界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制度”。报告特别强调,“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大国都是民主国家,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加入这个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共同体”。

    在2005年小布什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一篇20分钟的讲话竟42次提到“自由”,以至于有人评论,即便是在“全球反恐”的国际大背景下,以“民主自由”来“一统天下”的基本线索和逻辑也仍然在有力地延续。

    有学者指出,在今天的世界,真正的大国“必有某种独特的经验和力量持久地影响着时代,也就是说它必须提供一种可供遵循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制度两个方面”。在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这样的美国人看来,“如果我们只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斗争,我们就不是一个非常令人自豪的超级大国”。尼克松更明确地声称:“我们有资格去领导吗?除非我们拥有超越和平、超越我们的安全、超越我们的富裕的价值观念,否则,我们就不能领导……今天,美国必须再一次证明,我们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有道德、讲原则的国家,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

    三 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怎样定位中国

    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发展看,美国在历史上似乎也一度第一次如此之近地接近领导世界这一目标。

    布热津斯基在其划时代的著作《大棋局》中说:“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尽管一些学者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时代,例如1993年布热津斯基出版的《大失控》、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出版的《大混乱》等便持这样的观点;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西方迎来了推动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和体系的全球化、建立一个更类似于自己的世界的大好时机。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将自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题目确定为“历史的终结”。福山浪漫地声称,“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 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布什总统则在其199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声称:“美国在这一切的努力中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在世界各国中,唯有美利坚合众国既具有道义上的声望,又具有支持这一声望的物质力量。”

    的确,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一度成为甚至目前仍然堪称“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军事实力均一度达到鼎盛时期(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美国约占30%;其国防开支比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总额还要多1倍),其市场经济模式一度似乎引领着全球性的制度变革,其“民主”与“人权”的旗帜使其甚至在“道德”上都一度似乎处于所谓“强势地位”,而其处理和解决全球事务的制度、体系、程序等所谓“国际机制”也一度处于不断推广之中,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在尼克松看来,美国还具有所谓“领导世界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经历”以及“作为诚实的中间人行事的信誉”。

    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实践中,美国在海湾战争、波黑行动、海地行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历次对外行动中连连以极小的代价赢得了所谓“重大胜利”,这使美国更倾向于在全球采取进攻的态势。今天,这种态势在一定程度上的所谓“战略收缩”中事实上仍在延续。俄罗斯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全球影响力仍在继续下降。特别是自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经济排名甚至曾经落后于韩国、西班牙和巴西等, 实力已不同于当年。日本和德国似乎一度在争取重新获得世界级大国的地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受到诸多掣肘。欧盟曾经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但欧元危机的爆发以及持续不断的内部纷争使其发展前景至今仍不明朗。

    现在,似乎无可避免的问题与困境出现了: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唯一的例外似乎正是中国。

    在美国实现其“伟大理想”的进程中,中国经济的起飞、政治影响力的持续扩大,甚至在世界军事舞台上的日趋活跃便显得尤为突出。无论是作为所谓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还是作为所谓“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新秩序的推动者,抑或是作为所谓当今世界的“领导者”, 美国当然最为关注那些实力相对强大的或者是上升势头较快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关系必然成为决定或影响下一个全球大国关系形态的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在后冷战时代, 美国对于中国的定位始终存在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法。1992年春末,哈里·哈丁率先提出了“非敌非友论”的观点。他在《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一书中说:“美国的政策应当基于这样的认识:两国的利益既不完全一致,也不完全冲突,而是部分一致,部分对抗。中国既不是盟友, 也不是敌手,而是美国必须与之对话、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用力气与之讨价还价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开始大行其道,例如,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似乎就十分悲观。他在其可谓产生了全球性影响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院长约瑟夫·奈也认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巨大的、不断繁荣的国家可能在其边界之外显示力量”,中国作为“具有文化优越感和在历史上曾遭受世界上其他国家痛苦对待的国家,是难以安于现状的”,“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和世界秩序的其他部分形成挑战”。此外,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更为务实一些,他们认为,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敌人还是朋友,还在变化之中;而“如果把中国视作敌人对待,那么它就会变成敌人”“如何对待中国很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由此而言,今天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政策看似“出格”,甚至在一定阶段可能出现对美国前一阶段政策的某种“反动”,其对华政策也可能看似散乱,被认为受到“商人型”逐利行为的驱动,甚至在特定时段和特定问题上出现不少看似“无厘头”的行为,但是我们或许可以用更宏大的叙事方式来进行解读,如此,或许这些“散乱”和“无厘头”其实就远不是那么的“散乱”和“无厘头”了。

    如果你具有历史眼光,你就会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逻辑中找到长期、稳定的线索;如果你具有战略眼光,你就会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逻辑中预见到今天我们面对的基本格局。但是,从后冷战时代美国有关中国定位的大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今天正在发生的这些固然符合历史逻辑的一切,但并不是通往未来的唯一路径选择,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你是负责任的思想家, 你可以由此思考,为什么说中美两国有责任,也有可能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将人类社会导向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未来。

    来源: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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