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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国防,人和技术谁来主导?

    云贺 | 瞭望智库助理研究员

    发布日期:2018-11-19

    人工智能技术将在未来国防战略的部署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纠偏”。

    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曾在著名的《沉思录》中写道:“不要让将来的事困扰你,因为如果那是要必然发生的话,你将带着你现在对待当前事物同样的理性武器走向它们。”

    而美国两家智库的国防专家们却说,如今发展势头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可能会证明马可·奥勒留的话并非真理。因为这项新技术会成为未来保卫国家安全、乃至重塑全球军事版图的“新型武器”。

    未来国防安全领域,人和技术谁来主导?为回答这一问题,今年11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两家研究机构就人工智能与国防安全之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该技术在未来国防领域的应用潜力和局限性进行了深入研究。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马拉·卡林在名为《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的报告中提出,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防战略的部署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纠偏”,即纠正决策者由于信息数据不全或刻板偏见造成的对局势的误判。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防工业组的五位研究员则在联名撰写的报告《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中强调,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的应用可以用“有所能、有所不能”来概括,而监事和侦察将是最易率先取得突破的领域。

    用技术纠偏

    以往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分析过于重视其在军事执行方面的潜力,《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这一报告认为,实际上该技术对未来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更值得关注。

    国家安全战略一般由分析、决策和评估三个关键步骤组成。上述报告提出,人工智能技术在这三个步骤中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纠偏”。简单来说,就是人工智能可以为国防决策者们提供大量分析工具,防止他们落入“选择性忽略某一事实”或“对某一事件进行单方面解读”的圈套。

    报告作者马拉·卡林长期担任美国国防部在战略规划和未来战争方面的咨询专家,她在报告中以美国参与叙利亚战争的战略决策为例,估测了人工智能技术在纠偏方面的应用前景。

    2012年时,大部分美国国防决策者都坚信巴沙尔·阿萨德带领的政府军一定会惨败。而这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判断是出于一系列有失偏颇或缺乏足够数据的考虑。比如,决策者们认为叙利亚和利比亚局势极度相似;错误估计了阿萨德和反政府武装的力量对比;误判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势力的动态,等等。

    马拉·卡林认为,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能在那时发挥作用,就可以基于海量数据描绘出更为清晰的军事局势图,帮助美国军方做出更明智的战略选择。

    不过,这一切能否真的实现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人”,包括那些决定技术算法的工程师,还有手握大权的国防部官员们。换言之,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只能在国防战略分析、决策和评估阶段提供辅助,却无法决定决策者们将如何运用这项技术工具,以及是否选择接受技术分析给出的判断结果。

    监视侦察领域最易介入

    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的应用范围不会无限拓宽。这一方面是受目前技术水平所限,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特质注定了其在某些领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替代人力。

    根据《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这份报告的观点,人工智能在国防安全领域的最佳应用条件包括:有大量数据作为分析基础、有明确的目标或诉求、有熟悉数据分析的专业人才以及不会因软件升级迭代而受到严重干扰影响。

    据此,监视和侦察领域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是最能深度介入、大展拳脚的地方,相关应用也是最易率先取得突破的领域。因为监视和侦察工作的核心是根据目标需求,在海量的信息数据中完成快速准确的识别和分辨工作,可这些数据往往以“无规律、杂音多”为基本特点,而人工智能技术最擅长的就是进行大数据挖掘和分析。

    美国反恐和军事机构早就看准了该技术的应用潜能。例如,位于美国硅谷的一家颇为神秘的数据分析公司——帕兰提尔(Palantir),就是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多个情报重地的“御用AI分析商”。

    帕兰提尔通过收集大量数据,并运用AI技术发现关键联系,甚至把看似混乱无序的海量信息变成直观的可视化地理分布图,为美国国防和社会安全做出了诸多贡献。如预测和绘制了阿富汗恐怖分子放置爆炸装置的地点;和新奥尔良警方合作开发出一套“警务预测”系统,并成功找出了当地贩毒团伙的主要帮派成员,等等。

    理清公私边界

    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国防装备技术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民用化程度很高。如今,硅谷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或多或少都在进行与这项技术有关的试验和应用。

    然而,私企一旦介入人工智能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就可能会产生两个结果:

    一是由于人工智能本身并非全然客观的存在,从事程序设计的工程师再公允小心也不可能完全避免算法偏见。如果说这种技术偏见在民用领域尚可接受,那么一旦涉及到“是否应该与某国开战”、“应该如何布局军事战略”等这类军国大事,影响程度不容小窥。由此,马拉·卡林认为,未来美国国防部的重大决策能否实施,或许要取决于他们与硅谷科技公司之间能否达成默契。

    二是私企在人工智能研发中的勃然兴起,为该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使用奠定了基础,降低了门槛。这将给未来全球军事力量版图添上一个新变数——军事弱国更易获得和掌握该项技术,而技术先发和领先的国家却很难一直保持优势地位。

    虽然在国防军事上的应用潜力无限,但人工智能技术又与导弹、潜艇、坦克这些现代军事武器不同,它是武器的“使能者”或“助力器”,而非武器装备本身。这意味着,决定该技术“火力”和影响程度的最终因素在于人们看待和使用它的方式,而不是技术本身的特质。

    无论如何,人工智能在军用和民用领域的发展势头都是不可逆转的。两家智库的专家们认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理清国防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在研发、试验和落地环节中,政府和企业分别扮演的角色与边界。(完)

    来源:自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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